40年代后期，在清华读书时，有一阵子，每到下午课后，常常骑车出去漫游。圆明园、颐和园以及这一带当时还很荒僻的郊野，都是常到的地方。漫游中有一个“景点”，便是万安公墓。那时的万安真是安静，很少人迹，墓也不多。春来野花烂漫，秋至落叶萧萧，便总想起华尔华斯的那首《我们是七个》，诗中说一个孩子认为死去的姐妹只不过是躺在墓园里，有句云“每当夕阳西下／我来到墓边／拿着我的小碗／坐在他们身旁吃晚饭”，似乎他们仍在世上。那时我在墓间走来走去，觉得彼岸世界浑和静穆，很近又很远。
后来自己经历了几次亲人的永别，才知道什么是死亡。万安公墓不再是我欣赏的对象，而是牵连到我的心魂。我几乎是怕去，但又想去，抚一抚父母的墓碑，也是定省。今年清明前我们照例去扫墓，擦拭了做为墓碑的大石头，摆好了花束，又照例默然站了一会，各人想自己的心事。然后为一点小问题，我们到管理处去。走过另一个区时，家人忽说，“曹禺在这里。”
我们快步向前，见一个矮碑，写着“曹禺”两个大字，为巴金老人所题。墓面是隆起的黑色大理石，没有任何别的字迹。本来曹禺两个字就足以说明一切了，我们不约而同肃然而立，深深三鞠躬。
50年代中，我在文艺界打杂，曹禺同志（这是习惯的称呼）为写《明朗的天》，曾约我谈话，要我讲讲解放前后教授的生活，学生的心情等。我讲话的能力很差，大概没有帮助。讲到刚解放时，和几个同学在寒风中，走到海淀去看解放军。解放军一个个都很年轻，戴着大皮帽子。他很注意这一细节。《文艺报》一个同事的妹妹是医生，他也曾去拜访。听说他写《日出》时，对不了解的生活特去做实地考察。这样补充生活，有时能酿出蜜来，有时却不一定，而这种认真的精神很值得我学习。以后，每在一些场合遇到时，他总要关心地问起冯老师近况。印象最深的是在阳翰老八十五华诞的庆祝会上，曹禺同志特地走到我面前说：“问老师好，我是万家宝，告诉他，万家宝问好。”
1993年，我在深圳小住。住处有一个女服务员，学写小说，笔名梅子，拿了几篇作品，来征求意见。乃和她谈起要多读书。她说最想读曹禺的剧本，许多人想读，但是买不到。回京后，我立即到处搜寻《曹禺选集》，遍寻无着。我们又失望又气闷，为什么想看的书总是买不到呢？这个奥秘我到现在还不明白。当时有一家小出版社负责人听说，觉得偌大北京城买不到曹禺剧本实在不可思议。便想由他填补空白。我们都很兴奋，特地到北京医院看望曹禺同志，说了这一愿望。他说已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签有合同，可是不知是没有书了，还是有书渠道不通。那家小出版社只好作罢。他还坚持依照习惯，坐在轮椅上送我们到电梯口。我只好写信给梅子，告诉买不到书，也不知道她收到这信没有。后来《曹禺全集》是由花山出版社出版的，不知是什么原因。
1996年底，曹禺同志逝世，我觉得历史好像翻过了一页，再也回不去了。
曹禺同志是话剧史上的里程碑，我没有专门研究，这只是一个读者的看法。记得在昆明，上中学时，曾看过《家》、《北京人》等演出，每次都受到很大的震撼。它们都有一种诗意，就好像《红楼梦》和别的小说的区别，就是有一种诗意。这使得作品超凡脱俗，直扣人们心底。从来改编小说都不及小说，只有《家》的改编是个例外。它本身就是创作，很有灵气，很美。我很喜欢曹禺的对话。只凭对话不用描写，就能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，真是了不起！而且那语言是多么铿锵有力。《原野》中仇虎和金子的对话，一个说：“给你钱。”一个答：“钱我有。”一个说：“给你车。”一个答：“车不用。”过了几十年，我还记得。我觉得他的剧本不只是为上演，也是为了阅读，可以大声朗诵，也可以默默阅读，那语言在你心里回荡时，真是无声胜有声了。
若要攀点关系，可以说曹禺同志和我是清华先后同学。我一直认为，自1928年，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以降，在文科领域里，曹禺是清华学长第一人。
还有一位我敬佩的清华学长是作曲家黄自。老实说，当我知道黄自也是清华毕业（1924）时，很觉奇怪。我喜欢他的音乐。在我国现代音乐史上，第一部交响音乐是他创作的。1995年，我在美国参加一个会，一个台湾旅美作家说，他很关心对黄自的评价。其实我们的中央音乐学院已经在校园里竖起了黄自的铜像。我每次去都要行注目礼。前几天，中央电视台还演播了他的《春思曲》。我永远记得那雄壮的合唱：“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？我们四万万同胞！”可惜黄自在抗战后一年，在三十四岁的锦绣年华中去世了。不然我们还会听到他的更好的、真正伟大的音乐。
曹禺和黄自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倾注了自己生命的甘泉。他们都是原创性的，不可替代的。他们是清华的骄傲。我们仍在读他的书，唱他的歌，而且会一直继续下去。
我不知道想读曹禺的读者们是否已经有书。希望他们不会等得太久。
明年清明，我当另带一束鲜花，放在曹禺墓前。
1999年 清明前后
搁置端阳 始又检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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